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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境外裁决在内地的承认与执行实务分析——律师视角——在第九届中国华南企业法律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2020-01-08 16:11:55     来源:     

编者按:2019119日,由深圳国际仲裁院(英文简称“SCIA”)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特别支持的第九届中国华南企业法律论坛“中国企业与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在深圳举行。本微信公众号将分期推出论坛的实录稿。本期推出的实录稿内容为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峰的主题发言《境外裁决在内地的承认与执行实务分析——律师视角》。

金杜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部管理合伙人、华南区管理合伙人(深圳办公室主任)、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高峰


我发言的题目是“境外裁决在内地的承认与执行实务分析——律师视角”。我们这个环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李民韬法官刚才是站在法院、法官的视角,对于仲裁裁决如何审查、如何承认与执行,相应介绍了审查标准。接下来我将从律师实务的角度分析境外裁决在内地的承认与执行,冯东律师将从境内的裁决在国内法院的执行进行分析,所以我们三个的发言题目合在一起,基本上涵盖了仲裁裁决在内地法院承认与执行的相关话题。
我将主要介绍承认与执行相关的历史沿革与主要法律依据,现状与回顾即境外裁决在境内是否得到承认与执行,并通过案例,分析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若干实务问题。因为后面还会有老师分析中国港澳台地区仲裁裁决在内地的执行,所以我的发言将集中在外国仲裁裁决在内地的承认与执行实务问题的分析上。

一、历史沿革与主要法律依据

 

谈境外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势必绕不开1958年《纽约公约》这一“基本法”。非常巧的是,去年是《纽约公约》60周年纪念,全球首场纪念活动恰恰是在深圳举办,由今天会议的主办方深圳国际仲裁院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当时我也参加了那个会议,反响非常热烈。我觉得《纽约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它是“基本法”,我们国内的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称《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法去展开的。今天在座的可能都有这些法律或者是司法解释的制定与参与者,所以我就不再班门弄斧来介绍这些法律了。

二、现状与回顾:境外裁决在境内是否得到承认与执行?

这是我们依据有限的、已经公开的法院裁定而对近十年境外仲裁裁决在内地承认与执行相关情况进行的梳理。大家可以看到2013年至2018年,申请承认与执行境外裁决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背后的原因,我个人理解,一方面是源于国家经济的增长,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等政策引领下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纵深,另一方面,可能与近年来裁判文书公开上网的力度不断加大也有一定关系。

我们看一下执行率,2014年以后的执行率已经达到了90%。当然这个数字是我们从法院公开的案件当中作出的统计,还要除去申请人自行撤回执行申请的案例,所以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在2018年甚至是达到了100%。实际上,经检索已公开的法院裁定,大概180份,近十年来,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仅有11宗,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记录,体现了法院支持国际商事仲裁的友好态度。对于法院倾向于承认与执行境外仲裁裁决、不轻易作出否定性裁定的这一基调,是律师和企业需要予以关注的。

我们再看执行分布的情况,还是集中在经济发达、开放程度高的三大区域,即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大省山东、河南、湖北也是承认与执行境外裁决比较活跃的地区。需要关注的是,站在律师的视角或者企业的视角,不同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如果要不承认或不执行,需要逐级上报,上报到高级法院乃至最高法院,所以承认与执行的比例非常高。尽管实践当中我们也听到我们的外国客户以及一些外国律师认为中国的司法审查还不够透明,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时间方面等等,但是在我们来看其实这个方向是非常好的,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也建议客户既然是被执行人所在地或者是财产所在地法院都可以作为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法院,在依据《民诉法》确定的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管辖法院不止一个时,我们建议选择承认与执行记录良好、处理经验丰富的法院去申请承认与执行,这一点是实务当中也需要考虑的。

关于司法审查效率,平均时间是265.85天。不承认与执行案例的审查天数大概是承认与执行天数的2.2倍,这是因为不承认与执行需要逐级上报,所以花的时间更多。2018年的数据是非常好的,仅为185.44天,一方面可能与法院提高司法审查效率的措施得到有效执行有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该年度内公开的承认与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申请全部得到支持。

 

三、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若干问题的实务分析

首先讲一个仲裁裁决性质的问题,即承认与执行之外国仲裁裁决,是否包括临时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与国内以机构仲裁为主流的实践不同,境外仲裁还包括非常设仲裁机构管理下的临时仲裁。依据《纽约公约》的规定,临时仲裁及机构仲裁裁决均属于承认与执行之仲裁裁决。但《民诉法》第二百八十三条[ 《民诉法》第二百八十三条: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对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作出了规定,而不包括临时仲裁。因此在澳大利亚某公司向某中院申请承认和执行澳大利亚临时仲裁庭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案,被执行人即以此作为理由之一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某中院无管辖权,被该院驳回。

但从法律层面厘清这一问题,则是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五百四十五条规定临时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应同样依据上述《民诉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我们再看对于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刚才李民韬法官已经都一一介绍了,我就不再重复。但需要关注的是,对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规定事由,法院是否主动审查是有区别的。第一款规定的五项事由,必须由当事人提出法院才予以审查;当事人未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而第二款规定的两项事由,法院是可以依职权主动审查的。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保罗·赖因哈特公司申请人承认与执行国际棉花协会仲裁裁决一案的批复中予以了明确。因此,对于律师来说,我们帮助企业、帮助当事人去做案件的时候要站在不同的立场。比如,作为申请人,除关注被执行人提出的不予承认与执行抗辩理由外,还需关注第二款所规定的两项法院可依职权主动审查的事由,特别是公共政策,并提前做好预案。而作为被执行人,则需通盘考虑上述七项可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事由。

这是我们依据公开案例梳理的近十年来,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11宗案例所依据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仲裁协议问题、仲裁庭超裁、仲裁程序问题,以及社会公共政策问题。
时间关系,我重点讲一下仲裁协议效力的问题。实践中这一问题为什么比较普遍存在?我个人理解,这可能和我们不同司法管辖区法律对于有效仲裁协议效力的形式要求差别巨大,以及仲裁条款在合同签署的交易阶段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有重大关系的。比如说,依据《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有效仲裁协议应具备(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2)仲裁事项,(3)选定的仲裁机构,这三大要素。因此,若仅约定“在深圳仲裁”这样的条款,依据《仲裁法》是无效的。与之相反,如果是约定在香港仲裁,适用香港法的话,这样的仲裁条款却是有效的,因为适用的香港法即《香港仲裁条例》已经指定法定机构负责指定仲裁员,使得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约定能以实现。

在刚才分享的澳洲案例中,即涉及这样一个有瑕疵的仲裁条款:合同未对“Territory”进行明确定义,也未约定仲裁地及适用法。因此,若适用中国法,该仲裁条款应属无效。但是这个案例在澳洲就进行了临时仲裁,组成了临时仲裁庭,并进行了裁决。当事人是怎么做的呢?境内的当事人没有在仲裁程序当中提出管辖权异议,反而提出了仲裁反请求。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临时仲裁庭作出了第一份裁决,2011年1月份的时候又做出了第二份裁决。国内这家公司其实早在国外仲裁开始的时候,即2009年初就在国内提起了一个仲裁协议无效的诉讼,两边同时都在进行。只不过国内法院最终作出仲裁协议无效的裁定是在2011年10月,比澳洲临时仲裁的裁决要晚了近一年的时间。
等到澳洲的临时仲裁裁决作出之后,澳洲的公司就到内地来申请承认与执行。就承认与执行的管辖权问题,国内的这家公司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被法院驳回。同时,国内的这家公司在澳洲也提起了一个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被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判令驳回。
最后来看,法院对于这一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的司法审查情况。该国内中级法院认为,既然此前已经裁定仲裁条款无效,故该案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甲)项的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情形的规定,应当不予承认与执行。到了高级法院,高级法院支持中级法院的认定,并进一步认为澳大利亚临时仲裁裁决,与我国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相冲突。从维护我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维护我国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案涉的两份仲裁裁决应当予以拒绝承认和执行。
最后层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其实是高晓力大法官主审的,她是这么认定的,第一,仲裁庭确定仲裁条款效力与管辖权符合仲裁地法律和仲裁规则,并不存在侵犯我国司法主权的情形。第二,外国仲裁裁决和我国法院生效的裁定对同一仲裁条款虽然存在冲突,但尚不足以构成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情形。这两个理由我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该国内当事人在澳洲的仲裁程序当中,已经去应对并参与了整个仲裁程序,同时还提出了反请求,也就是说其已经接受了澳洲的临时仲裁管辖,这与其同时到国内来打仲裁条款无效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

从这点上说,首先,我们看前面外国裁决在中国得到承认与执行的比例如此之高,是得益于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级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重视程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取向我们理解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支持,包括我们今天论坛罗东川大法官、高晓力大法官都亲自到场,不但作演讲,而且我看从2011年第一届中国华南企业法律论坛一直到2019年,总共九届,他们几乎是每届都到场,可见对仲裁的支持。
其次,对我们当事人和律师来说,对仲裁的学习和研究,除了国内的,包括境外的,都是要引起重视的。这些细节内容我就不再做展示。既然国家在营商环境、法治环境推动方面不遗余力,也就是在“一带一路”的政策背景下,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头了。早上采访的时候,深圳市政府的领导都支持营商环境的全面改革,对我们律师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振奋的鼓励。
最后,我个人认为,在宣传中国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位法律人都要努力,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今年6月底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Margaret Beazley女士来深圳访问,我们有幸跟她一起做了一次讨论,会上我就跟州长分享了刚才的澳洲案例,以此说明中国在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方面进步地非常快。我们经常参加境外的律师论坛,一些境外律师妖魔化了中国的法治环境,说中国司法是黑暗的,这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所以在宣传和说明方面,我们还是要做很多工作,希望和大家一道,我们共同为打造深圳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贡献我们的力量。
我就说这么多,不到之处请大家多批评、指正,希望多和大家讨论、交流,谢谢大家。